David Runciman:反─反─革命

作者: 分类: J惠生活 发布于:2020-06-06 928次浏览 69条评论

David Runciman:反─反─革命

David Runciman

译|睫状肌

 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年是哪一年?有三个相当合理的候选。第一个是1917年,这一年发生了俄国革命,美国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,开启了一个世纪的强权对抗。第二个候选是1918年,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俄国退出了一战,以及德意志与奥匈帝国的瓦解,为往后民主的胜利开了场。第三个候选则是1919年,威玛宪法与巴黎和会的那一年,这肯定让一战的胜利被挥霍掉。以上种种都意味着,一战的结局改变了一切:而这个事件又混乱无序,任何尝试总括的努力皆属徒然。其关键的特质是无法适切地用单一的年份,在时间表中加以界定,历史很少能够这样。

  这就是卡里尔这本迷人又让人失望的书的问题所在,这本书把1979当成降生21世纪的一年。卡里尔用五个彼此交叠的故事──四个故事与个人有关,一个则与关乎一个国家──来构筑他的论证。这四个人分别是柴契尔夫人、邓小平、霍梅尼教长(Ayatollah Khomeini)以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,而那个国家则是阿富汗。1979年对他们来说都意义非凡。这一年柴契尔夫人赢得普选;邓小平启动转变中国的经济改革;伊朗的革命把霍梅尼推向权力王座;也在这一年新任的教宗访问了他的母国波兰,激发了公众无视共产政权,澎湃的拥载;同样是这一年苏联入侵阿富汗。这些都是动见观瞻的事件,卡里尔把它们编织成一个单一的叙事,1979标誌了20世纪世俗化进步的迷思,开始土崩瓦解的一年。把这些故事不同片段纠合在一起的是,它们各自都代表,据说已经在二十世纪完蛋了,或者至少已经控制住的两种力量的复仇:市场与宗教。

  但对这个别具意致的故事来说,1978年似乎也同样重要。毕竟在1978年,邓小平与若望保禄二世这两个重要的主角各自攀上了权力顶峰。邓小平在文革期间曾经被党内迫害打成坏份子,1977年他以负责对外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统身分正式复出,但直到1978年11月,党内的毛信徒跟改革派摊牌的工作会议上,邓小平才迎来他的关键胜利。当时的党主席华国锋,还有曾经登上红卫兵领导的保王派汪东兴,是所谓的凡是派领导人,他们的口号是「凡是毛泽东的决策都坚决维护,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坚决遵循」,邓小平的口号则是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」,这场党内斗争平反了在文革受苦的党内成员,华国锋与汪东兴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个过去的问题,唯恐伤害到他们的权威,他们仍然坚持反革命派是毛泽东的敌人,他们的对手则坚持这些在毛晚年的受害者,远远不是背叛了革命,反而是党背叛了这些忠贞革命党员。

  邓小平在这些激烈与高度机密的讨论中是缺席的,他正出访东南亚,视察他的工作绩效。但每个人都很清楚邓小平是争论重点,在邓抵达东南亚时,华国锋与汪东兴在党内四天的会议中节节败退。发言的人一个个点名批判他们,汪东兴甚至被迫自我批判,承认他过去的政治罪愆,等到邓华丽登场的时候,他已经不需要再说什幺了,他马上取得了党内领导人的位置,也很清楚他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幺事,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切。

  当教堂屋顶烟囱升起白烟时,宣示近五百年来第一个非义大利籍教宗诞生,我们对于一个多月前罗马闭门会议所发生的一切所知不多,罗马教廷这点跟中国共产党一样,不会轻易公开他们的秘密,对于从来都不是局外人的Karol Wojtyla(若望保禄二世本名)来说,他跟邓小平一样一直都是核心圈内人,所以他的出线有点震撼却不算太惊奇,Karol Wojtyla所代表的固然是一个从传统的过去,走向更具活力未来的桥,但他还是需要选票,毫无疑问他与他的支持者做了周全準备保护他(就像Mandeville说的,在教皇的政治圈里,马基维利不是嚮导,他还不够愤世嫉俗),这些周旋工作Wojtyla花了三天,而邓小平花了四天,大概是因为他的枢机主教同僚不需要在大势底定的时候,被迫自我批判,不过对于最后的结局,很少会有人怀疑。

David Runciman:反─反─革命

  从偏爱1979年,而非1978年这点来看,卡里尔似乎是暗示,在民主国家选举至关重要,可是在非民主体制中,重要的往往不是最后是谁赢得权力,而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