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远在路上:序《流亡日日:一段成为西藏人的旅程》

作者: 分类: H嘉生活 发布于:2020-07-20 956次浏览 73条评论

永远在路上:序《流亡日日:一段成为西藏人的旅程》

书名:《流亡日日:一段成为西藏人的旅程》作者:邓湘漪出版社:游击文化出版日期:2015年11月9日

本书所叙说的,是关于一个流亡者,如何流亡到另一个流亡地,遭遇、聆听、书写另一群流亡者的故事。移动、跨界、混杂;流亡、生存、反抗,是这本书的几个关键词。

书题为《流亡日日:一段成为西藏人的旅程》,抛出几个重要讯息。「日日」,彰显流亡者「永远在路上」的移动姿态,这既是一个时间延宕的概念(民族誌的蹲点,长期的旅程),也是空间转递的概念(非仅一处的跋涉,多元的田野);而「成为西藏人」,指涉了研究者(移动主体)向研究对象(流亡主体)靠近、指认与认同的动态过程;至于「一段旅程」,则呈现出「成为西藏人」是在一个特定时空脉络底下进行,并非固态的、稳定的认同属性,而是一种生命实践状态。

这样的书名,以及这本书的书写形式,都彰显出《流亡日日》做为一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,具有「多重跨界」的性格;它介于学术论述、田野笔记、旅行散文之间,介于理性与感性、自我与他者、个体与集体、台湾人与西藏人、研究者与报导人之间。

这本书所叙写的,既是印度流亡藏人的生存处境,也是作者自身摆荡于各种边界的多重流亡历程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,每一个研究主题,都既关涉研究对象,也关涉研究者本身;一个研究者之所以选择某个研究主题,经常是在回应他自己的生命课题,甚或是生命难题。以一个难题,暴露、回应、拆解另一个难题,既是学术研究的策略,也是生命主体的自我展演,更是研究/被研究主体之间互涉互文的见证。

所以,书中最鲜明的主题,是作者本身的生命难题。首先是「知识流亡」,因为学术专业的多重跨界,作者无法(不愿)稳固地定义自己在知识系谱上的位址;然而,也正因此,她得以不拘泥于某种知识系谱的框架,而能维持「在路上」的能动状态。

不过,知识地图的广度幅员,并不是作者「跨界流亡」的主因;也就是说,《流亡日日》中的作者,选择以「流亡」做为一种生存姿态,并不是因为她喜欢在知识地图中跨界旅行、欢愉自在,而是缘自她自己的生命难题。

这种选择,既指向主体欢愉的跨界性,也指向主体纠结的混杂性,让这本书具备自省、自我反思的文本性格。作者不仅在知识系谱上没有确定位址,身为一个具有台湾意识的「连字号」(hyphen),身上混杂着芋头和蕃薯的血脉,在岛内複杂的家族、国族认同光谱中,同样找(不)到安居地,以致她必须维持一种不断在寻找的、永远「在路上」的能动状态。

从位移失所,到流亡上路,这便是作者为何界定自己的知识移动是「流亡」,而非「旅行」的原因。旅行者的移动,主体愉悦,无处不去,而流亡者的移动,主体艰困,无处为家;旅行者的旅程,四面都是风景,而流亡者,既要不断在边界迂迴踌躇,又必须坚定生存意志与生命能量。同样是以「不确定」来确认主体的自由,前者是自在的,后者是抵抗的。

因而,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,正是作者的自我揭露、自我曝现,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告白。她揭露了一个人类学研究者自身的理想、幻灭、焦虑、困倦、疑惑、失落、感动,也同时展演了研究者和她的田野的各种依存关係;有时她是个旁观者、记录者,有时,她以一个(台湾)人类学者的身体与感官,涉入田野,深深沾染了现场的气味。

这属于「印度流亡藏人」的流亡之地,却也同时是他们的生活现场,因此,这里的「现场气味」,本身就混杂着各种複杂的味道。而这名台湾的人类学者,上路流亡,她的身体感官,涉入流亡者/移居者的生活现场,参与他者日常生活,主体与他者贴近对话,感知着他们的负伤与痛楚,体认了他们徘徊于多重边界,回不了家,却又难以安居的生存处境。

永远在路上:序《流亡日日:一段成为西藏人的旅程》

于是,这本书另一个动人的主要内容,便是作者所再现的流亡藏人的生存难题。《流亡日日》里,流亡藏人选择以两种「肉身行动」进行抵抗;其一是逃亡,从地理空间与精神压迫中逃离,追求自由与安顿;其二是自焚,以个体的、肉身的死亡,寻求集体的、精神的重生可能。

书中关于逃亡与自焚的书写,令人动容,既写出逃亡者与自焚者所面临的生存难题,也写出两者所内蕴的反抗能量。以逃亡而言,如果在故乡的「安居」,是强权压迫的紧箍咒,那幺,「流亡」就成为另类的自由;如果在异乡的「安居」,逐渐让主体异化、失落本心,那幺,维持「流亡难民」的生存姿态,就成为主体自我安顿的策略。

永远在路上:序《流亡日日:一段成为西藏人的旅程》

然而,抵抗与压迫,总是共时并存,而流亡,也总是一种不确定状态。做为一名流亡藏人,当他以「逃」进行抵抗时,无家可归与精神异化两种结局,就随时都在等候着他。一方面,回不去/成为(移居地)难民,是以离散抵抗殖民者的收编,而不回去/成为(移居地)公民,则是为了脱出「中国人」的国族编码;另一方面,成为难民,标誌着无家可归,成为公民,则揭露了主体的异化。当主体被孤寂边缘的流亡情境打败,当新的公民身分抹除了流亡者的能动性,流亡藏人主体就可能消亡。这就是流亡者最大的生存难题。

确实,移动并不代表苦难的终结,困局之外还有困局,然而,身体一旦启程,主体也有了脱困的缝隙。

相较于流亡者将自己抛入一种「不确定」的存在姿态,逆写中国统治者以国族大叙事所进行的暴力收编,自焚则是另一种抵抗。它反过来,以被中国政府贴上「暴力」的身体话语,反证了中国政府的暴力体质,展现了个别主体/集体藏人的抵抗实践。

书中以颇长的篇幅,描述藏人为自焚者送行的仪式。通过仪式,通过宗教语境的演绎,自焚者成为藏人苦难的载体,召唤了藏人受苦的集体性,开启了关于「苦难」的叙说空间:「在这个叙说空间中,不但直接指认自焚者,也间接描述了西藏族群。」

永远在路上:序《流亡日日:一段成为西藏人的旅程》

个体的肉身行动,指认了集体的受苦经验,也指引了集体救赎的未来可能,所以,祈祷之夜,光色透亮:「自焚藏人蒋佩以西过世后的祈祷夜晚,满城烛光照亮静默的暗夜,夜空并非纯然的黑,而是带着彩度的深蓝,彷彿人生前景看似昏暗却混着湛蓝色的盼望。」

《流亡日日》中,作者对于印度流亡藏人的生存处境与抵抗形式的摹写,反映了她自身对于文化身分认同的踌躇探索。研究者与她的研究对象,彼此牵涉,相互指认,既是自我的流放与安顿,也是自我实践、自我救赎的一段动态旅程。

无论是印度流亡藏人,抑或是台湾人类学者,他们的「日日流亡」,都是在生命难题中,试图面对并拆解难题;在日常生活中,面对非日常性的历史、文化与政治命题;在黑暗宇宙中,寻求一线脱困与安顿的间隙。

<<上一篇: